多聽少說
唐朝時有個小國到中國來，進貢了三個一模一樣的金人，把皇帝高興壞了。
可是這小國不厚道，同時出一道題目：這三個金人哪個最有價值?
皇帝想了許多的辦法，請來珠寶匠檢查，稱重量，看做工，都是一模一樣的。
怎麼辦呢？使者還等著消息去回報咧。
泱泱大國，不會連這個小事都不懂吧？
最後，有一位老臣說他有辦法。
皇帝將使者請到大殿，
老臣拿著三根稻草，
插入第一個金人的耳朵裏，這稻草從另一邊耳朵出來了。
插入第二個金人的稻草，從嘴巴裏直接掉出來，
而第三個金人，稻草進去後掉進了肚子，什麼動靜也沒有。
老臣說：第三個金人最有價值！
使者默默無語，因為答案正確。
最有價值的人，不是左耳進右耳出的人，也不是最能說的人。
上帝給我們兩只耳朵一個嘴巴，本來就是讓我們多聽少說的。
善於傾聽的人，才是一個成熟的人。
下次當你要發表高見的時候，再想一下是否真的要出聲？
箴言 10:19
多言多語難免有過；禁止嘴唇是有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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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臘哲人大多討厭饒舌之徒。泰勒斯說：“多言不表明有才智
”喀隆（Chilon）說：“不要讓你的舌頭超出你的思想。
”斯多噶派的芝諾說：“我們之所以有兩隻耳朵而隻有一張嘴，是為了讓我們多聽少說。
”一個青年向他滔滔不絕，他打斷說：“你的耳朵掉下來變成舌頭了。
” 每當遇到一個誇誇其談的人，我就不禁想起芝諾的諷刺。
世上的確有一種人，嘴是身上最發達的器官，無論走到哪里，幾乎就隻帶著這一種器官，全部生活由說話和吃飯兩件事構成。
當今學界多此類人，忙於趕各種場子，在數不清的會上發言，他們雖然仍頂著學者之名，其實是名利場上的說客和食客。
多聽當然不是什麼都聽，還須善聽。對於思想者來說，聽隻是思的一種方式。
他的耳朵決不向饒舌開放，哪怕是有學問的饒舌。他寧願聽樸素的村語，無忌的童言。
他自己多聽少說，也愛聽那些同樣多聽少說者的話語。
他聽書中的先哲之言，聽自己的靈魂，聽天籟，聽無字的神諭。
當他說的時候，他仍然在聽，用問題引發聽者的思考，聽思想衝決無知的聲音，如同蘇格拉底所擅長的那樣。
我把少言視為思想者的道德。道理很簡單，唯有少言才能多思，思想者沒有工夫說廢話。而如果你珍惜自己的思想，在表達的時候也必定會慎用語言，以求準確有力。
舌頭超出思想，那超出的部分隻能是廢話，必定會衝淡甚至歪曲思想。
作為珍愛思想的人，從古希臘開始，哲學家們就異常重視語言表達的技巧，愛利亞的芝諾創立了邏輯學，恩培多克勒創立了修辭學，用意就是要把話說得準確有力，也就是讓最少的話包含最多的思想。
一無所有最像神
某日，蘇格拉底在雅典街頭閑逛，走過市場，看了琳琅滿目的貨物，吃驚道：“這里有多少我用不著的東西啊！” 蘇格拉底逛的是兩千多年前的雅典市場，其實那時商品的種類還很有限。
假如讓他來逛一逛今天的豪華商場，真不知他會發表什麼感想呢。 我相信，像蘇格拉底這樣一個專注於精神生活和哲學思考的人，物質上的需求自然是十分簡單的。
因為他有重要得多的事情要做，沒有工夫關心物質方面的區區小事；他沉醉於精神王國的偉大享受，物質享受不再成為誘惑。
蘇格拉底有一句名言：“一無所需最像神。”所謂神，就是純粹的精神，完全擺脫了身體之需，因而是絕對自由的。人畢竟有一個身體，當然不可能如此。
所以，第歐根尼有一個修正的說法：“一無所需是神的特權，所需甚少是類神之人的特權。
”人至少可以把身體之需限製在真正必要的範圍內，盡量少為伺候身體花費精力。在一個人的生活中，精神需求相對於物質需求所占比例越大，他就離神越近。
做一個能承受不幸的人
古希臘哲人彼亞斯說：“一個不能承受不幸的人是真正不幸的。”彼翁說了相同意思的話：“不能承受不幸本身就是一種巨大的不幸。”
為什麼這樣說呢？
首先是因為，不幸對一個人的殺傷力取決於兩個因素，一是不幸的程度，二是對不幸的承受力。其中，後者更關鍵。一個能夠承受不幸的人，實際上是減小了不幸對自己的殺傷力，尤其是不讓它傷及自己的生命核心。相反，一個不能承受的人，同樣的不幸就可能使他元氣大傷，一蹶不振，甚至因此毀滅。因此，看似遭遇了同樣的不幸，結果是完全不一樣的。
其次，一個不能承受的人，即使暫時沒有遭遇不幸，因為他的內在的脆弱，他身上就好像已經埋著不幸的種子一樣。在現實生活中，大大小小的不幸總是難免的，因此，他被不幸擊倒隻是遲早的事情而已。
做一個能夠承受不幸的人，這是人生觀的重要內容。
承受不幸不僅是一種能力，來自堅強的意誌，更是一種覺悟，來自做人的尊嚴、與身外遭遇保持距離的智慧和超越塵世遭遇的信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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